一九七八年的时候，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，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为了一名牙医。
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，除了拔牙，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。
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，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，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。
我需要解释一下，旧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，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，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。
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，由于物质上的贫乏，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。
消毒也是极其简陋，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，分别用纱布包好，放进几个铝制饭盒。
再放进一口大锅，里面灌上水，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，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。
因为针头反复使用，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，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，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。
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，先去了工厂，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，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，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。
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，他们咬紧牙关，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。
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，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，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，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，应该习惯了。
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，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，情景完全不一样。
孩子们哭成一片，由于皮肉的娇嫩，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，出血也多。
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，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，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，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。
我当时的感受是：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，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。
我震惊了，而且手足无措。那天回到医院以后，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，找来一块磨刀石，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，再清洗和消毒。
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，已经金属疲劳，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。
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，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。
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，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，我的手指泛白起泡。
后来的岁月里，每当我回首此事，心里就会十分内疚，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，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。
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？
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，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，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。
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，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，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。
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，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。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，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，什么是写作。
我心想，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，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。
所以，我在本书（《活着》）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，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。因为中国的疼痛，也是我个人的疼痛。
（文：余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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