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的时候,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,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为了一名牙医。
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,除了拔牙,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。
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,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,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。
我需要解释一下,旧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,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,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。
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,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,由于物质上的贫乏,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。
消毒也是极其简陋,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,分别用纱布包好,放进几个铝制饭盒。
再放进一口大锅,里面灌上水,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,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。
因为针头反复使用,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,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,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。
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,先去了工厂,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,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,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。
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,他们咬紧牙关,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。
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,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,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,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,应该习惯了。
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,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,情景完全不一样。
孩子们哭成一片,由于皮肉的娇嫩,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,出血也多。
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,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,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,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。
我当时的感受是: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,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。
我震惊了,而且手足无措。那天回到医院以后,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,找来一块磨刀石,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,再清洗和消毒。
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,已经金属疲劳,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。
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,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。
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,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,我的手指泛白起泡。
后来的岁月里,每当我回首此事,心里就会十分内疚,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,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。
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?
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,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,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。
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,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,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。
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,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。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,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,什么是写作。
我心想,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,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。
所以,我在本书(《活着》)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,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。因为中国的疼痛,也是我个人的疼痛。
(文:余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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